（原标题：汶川地震前线报道者:我带去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记者也是人，我也是孩子的爸爸啊”。
“北川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牵挂。”
“连着几天，每天我都通宵坐在那里。那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都在涨。”
2008年5月12日下午，西南巨震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全国各地无数新闻记者做了同样的动作：请战、订机票。
前所未有的大灾是对中国媒体人的一场大考，如何传递真相，如何挖掘故事，如何表达力量，如何呼吁反思，都是沉甸甸的考题。灾难激发了很多潜在的能量，民间公益崛起，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权也最大限度地抬起了头。
因为成千上万媒体人的在场，2008年的汶川拥有了13亿人的共情。那些特征鲜明的“面孔”，那些关于人性明处和暗处的故事，随着电视和报纸传进了千家万户。
灾后十年，仍有太多值得消化的内容。剥洋葱采访了九位曾奋战在震灾前线的媒体人，有直播落泪而被冠以“最美女主播”称号，却用了很长时间试图摆脱标签的宁远；有将目光投向“被忽视的重灾区”甘肃的柴会群；有十数次出入北川，最终决定不再报道北川的张源；也有在地震前线共患难后收获爱情的搭档……他们的故事，就是台前报道的背后故事，也是对汶川地震十年的一种纪念。
“我带了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不至于赤手空拳 ”
吴江，《新京报》摄影部记者。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一些可能遇到的采访，我是有准备的。除了采访所需的设备之外，我的家里会常备一整套户外装备，包括衣服、鞋子、急救包、强光手电甚至还有手持电台，以应对不期而至的紧急采访。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预想过，自己会经历5·12汶川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
5月13日上午我接到了报社的电话，要求我立刻准备前往灾区。但民航全部取消，我们打算开车过去。
前期赶往灾区的同事没什么准备，我们开车过去需要采购大量物资。急救药品、水和食物、发稿设备，还有睡袋和帐篷这些平时采访不会用到的东西都出现在采购清单上，甚至还有口罩和安全帽。
我自己特意带了一把工具刀，想着万一被埋压在哪里，侥幸没死的话我不至于赤手空拳。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地震频繁光顾中国西部。我先后采访了玉树地震、盈江地震、雅安地震和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
2014年，我带着家人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到川西旅游。2008年曾经采访过的许多地方，当年支离破碎一片惨白的山体，已经有了绿色，那些被毁坏的建筑也在川西的湿润气候里布满青苔。
几乎所有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的人，都不愿轻易提起那段往事。地震灾民，救援人员，甚至包括新闻记者，心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我在采访中看过太多灾难，不至于形成心理创伤，但是的确心理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人生观都为此改变。
从灾区回到大都市北京，我突然觉得，什么一个月挣多少钱，过得好不好，都不重要，一个人能活着喘气，就是最幸福的，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
“经过地震以后，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
成和平，时为《绵阳日报》摄影记者。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他正在地震断裂带的山上采访，凭借二十多年新闻工作的本能，第一时间拍下了地震发生时刻的照片。
5·12那天，我在平武县响岩镇采访。突然地动山摇，我一秒都没耽误，转过身来就对着山下一个水泥厂拍。那个水泥厂全部垮塌了，扬起的烟尘有上百米高。山真的在摇啊，树都90度两边来回倒。马路上，涪江河边，都是往上冲的黄土灰尘。那个场面像世界末日一样。
当时跟我一起来的村支书就在那喊，有没有人啊，我就跟着村支书去看，一路跑一路拍。拍了之后我想，要赶快把照片传出去，告诉外面地震了。
我们找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农民，让他带我们往外走；到了平通镇，镇上中学、小学是挨一起的，两个教学楼都垮了。我采访过这个小学，女校长认识我，当时那个校长站在校园里，她满脸惊恐，往外打电话，根本没有通信。这些照片我都拍了。
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平通小学救出来的八九岁的小朋友，脑袋受伤了，用纱布缠着，家里人背着他。我说我也要出去，我帮你背一段，于是我和村支书换着背。
回去路上经过江油，我的家就在江油，妈妈都八十多岁了，但我害怕耽误时间，就没有回家。几天后能通电话才和她联系上，她都快急死了。等地震状态解除，我从绵阳回到江油，见到我妈妈已经是43天后了。
地震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的照片是我拍的，但当时没发出去。我当时真想在报社门口号啕大哭一场，这是我一生最痛的一件事情。
但我好像一直都没哭过。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有人捐建学校，我又进去，见到了那个小学女校长。我跟她握了个手，眼泪就哗哗哗地流下来了。灾后人生重逢，那种难受、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
经过地震以后，我现在很容易就掉眼泪，心里面好像很脆弱了。我看到悲惨的照片，眼泪就哗啦哗啦一颗一颗往下掉，变成这样一个人了。不知道怎么搞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带去现场的笔记本，上面满是泪痕”
林天宏，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汶川地震代表作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