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我从小就认识超哥，但他的经历我并不太了解。一次偶然的机会，超哥和我谈起了他的经历。我想，在这些小人物跌宕起伏中，足以窥见一个时代的悲欢。以下是超哥的口述。
1
我今年40岁，贵州人，1993年下半年来到店口（编者注：店口镇，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下辖的一个中心镇），到现在已23年了。
我家里穷，兄弟两个都想上大学，我妈说：“你们两兄弟只有一个能上大学，另一个必须出去打工。”当时我弟弟14岁，我17岁，我不可能对他说，“你出去打工，我来上学。”
选择到浙江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那时读书用的三角板、文具盒、铅笔还有练习簿上都印着“中国杭州制造”。
当时我就想，浙江这么发达，这么多厂，我们要是去学点技术，回到家乡肯定有发展。于是，我和一个同学一起买了车票，准备到杭州。
穷山沟里长大的孩子没坐过火车，我生病了，一坐就坐过了站，到了诸暨。头晕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诸暨下了车，心想，“管它是哪儿，反正是浙江的地界。”
那时候，诸暨这个地方还挺冷清。我们在面馆里问人，去哪里可以学点技术。那些人说：“到我们这个地方，要么去大唐做袜子；要么去山下湖做珍珠；要么去枫桥做衬衫；要么去店口做汽配。”
当时就心想，“做汽配好！机械行业，要是能进去学点技术，以后不是发财啦？”所以，我们到了店口。
背着书包就往菜市场门口一站。一个老太婆过来问我们：“小鬼，你们是不是来打工的？”我们说是。她说，“我们家做螺丝，3厘钱一颗，你做上3000颗，能赚9块钱。”
我们心里一盘算，“一个月30天，还可以请假休息一天，三九二百七十块钱啦，不就发财了吗？”当然，我们并没算自己一天是否能做3000颗，就傻傻地跟着她走了。
我们从做学徒做起，一开始就只知道噼里啪啦地做，没点过数。做了差不多半个月，老板说：“你们的技术都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计件了。”
不点不知道，一点吓一跳，我一天才做600颗，报废的还要扣钱。老板安慰道： “熟练了就会慢慢快起来的。”
可我心里清楚，一天哪能做3000颗，做1500颗就已经是高手了，这样一算，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后来，老板女儿拿了一份合同让我们签，一签就是三年。
2
那段时间，我们跟老板同吃同住，天一亮，老板家就开始乒乒乓乓地洗锅，让人想睡都睡不着。到了晚上，他们家连小孩都主动去做螺丝，我们这些打工的，就更不能休息了。
过了半年后，我才觉得不对劲——老板怎么不发工资啊。老板娘点数，老板记账，想拿工资该找谁呢？表面上，他们家对我们就像亲儿子一样，有好吃的也给我们吃，直到有一天，老板女儿来说了声，你们做了多久多久了，现在有多少多少钱了，回家的话，还可以给你妈妈200块。
可我到底挣了多少呢？一翻本子，零零碎碎，除去自己花的，大概只剩下170、180块钱。
我来时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的，可做了半年，每天累得不成样子，才剩一百多块钱。那晚。我一分钱没拿，趁着老板家睡觉的时候，把鞋子提在手上，悄悄地走了。
从那里离开，我就在街上瞎晃，看到一个广告牌上写着要招人，我就跑去问，是做氧焊的（氧焊在当地很重要，就是把汽车、机械上的油管、接头焊牢）。
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把管子抓起来，安好，让老板娘去焊接，一个月80块钱。我想就先做着，等把这个技术学会了，就可以去做些别的。一开始，我就在旁边盯着老板娘，看她怎么点火、烧、焊。入行第3天，老板和老板娘有事出门了，有人拿着管子过来，让我们帮忙加工。
那时候没有电话、传呼机，没办法，我只得开始上手帮着做，没想到还做好了。那个人很慷慨地给了我20块钱。
老板娘回来，我把这事告诉她，老板娘很惊讶，“你学过呀？”我说没有。晚上吃饭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你的工资加一倍，160块钱一个月。”
就这样，我就留在他家，前后断断续续地做了将近11年。
3
那时候，大约有3、4万贵州人在店口。但实际上，加上周边的，没钱去办暂住证的，在店口谋生的贵州人大约有10万人左右。
一开始，贵州人在这里很受欺负。
当时江西来打工的人更多，他们在老街那里“ 摆桌子”（收保护费），来这里打工的贵州人，都要上交200到300块的保护费。他们就像派出所的人一样，拿个笔记本来查夜，见人就问：“哪里来的，交保护费没有？”
不交就打，打跑为止。
天底下，没那么多公平的事。可我的性格是受不得委屈的那种。那时候就知道蛮干，被惹火了也不讨说法，“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一刀就砍上去。”
我更见不得身边的朋友亲人被欺负。
当时，有一个小孩是我同村的，江西人每次见到他，都“ 儿子、儿子”地叫。有一次他没交保护费，就被江西人给打了一顿。
我们贵州人在这里，就像一地红薯。我带我同学，我同学带他的堂姐堂妹，带他村庄里的人，带他的亲戚朋友……不知为什么，我只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护他们。那个同村的小孩被打了，我就叫了一帮人，准备晚上偷袭江西人。
当晚，我们径直冲到他们老大的房间，掐着脖子，把他的耳朵割了下来。
自从这件事情过后，我们贵州人见到之前那些江西人，上手就打。他们下手没我们狠，也打不赢。更何况，他们不像我们贵州人那么团结，几次过后，江西人就被打跑了。我们的“江山”就是这么打下来的。
4
因为打架，有几个兄弟还坐了牢。除此以外，我们也带人围攻过派出所，是我和另外几个人领的头。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
当时，我朋友的外甥在一个老板家打工，16岁的孩子才刚做了两三天。那天，老板用方言对他说：“你到楼上把铜棒拿两根下来。”小孩没听懂，就问旁边干活的本地人。
那个本地人便跟小孩开玩笑说：“老板说上面有个美女，让你去陪美女。”小孩当玩笑，就闷头继续做自己的活儿。老板下来了，见孩子没动，“叫你帮我干活竟然不干？”说完，拿起个竹凳子就往小孩身上打。
一凳子下去，孩子骨头就断了。
出事之后，我们都去店口派出所调解。在调解现场，有老板、当事人、我们几个亲属，还有警察。派出所的警察当着我们的面，用本地话对那个老板说：“ 钞票给他们几个就行了，打个外地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不就是要钱嘛。”
当时我已经能听懂方言了，直接骂那个警察：“去你妈的，没这种事情，外地人也是人，你以为你说的我听不懂啊！”
警察说，“我说的，你想怎么样？”
“行，那这个事情你今天不用解决了。”
我们骑自行车，一个通知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全店口的贵州人基本上都到齐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把店口派出所围了个水泄不通。派出所出动了全副武装的防爆警察，要跟我们干。
我们是在理的，他们连门都不敢开。派出所所长下来，对我说：“今天这个事情因你而起，你要不把人群疏散了，等一下这里出什么交通事故或者岔子，我第一个找你。”
“没事，你找我好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