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大渔场浙江省舟山市探索出“海上枫桥”新模式，有效破解了诸多海上管理难题，确保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织就信息“网”：为渔事“保驾护航”
“避碰系统、卫星定位系统、互联网宽带卫星终端、AIS终端设备、24小时监控系统……”家住舟山沈家门的渔船老大周卫国，如数家珍地介绍近年来船上安装的“高科技装备”。正是有了这些“贴身保镖”，海上生产作业很多风险得以消除。
沈家门渔港停靠着休渔过年几千艘渔船，27个大大小小的码头犹如一个巨大的“海上停车场”。
“大部分船上的信息通信设备都未关闭，万一遇上台风或者其他突发情况，相关部门可以及时掌握情况。”坐在信息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舟山市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渔政渔监站副站长张华东可观察到渔港内每艘渔船的实时情况。
以往信息系统不发达、通信网络不健全，岸上指挥中心对海上船只动态难以掌握。一旦发生险情，管理部门无法及时实施救援，导致救援成功率相对较低。
而现在渔民即使出海，也可以通过海上互联网终端与管理部门、家人联系；遇到险情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电话向有关部门求助。
张华东介绍，全方位的信息系统搭建起了一张“网”，把海面分成不同的网格海区，可以掌握渔船行驶路径，实时发送预警信息，提示作业船只注意安全。随着信息系统的不断推广应用，海上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原则+情义：为渔民“平波息浪”
据统计，目前舟山市拥有渔业船舶8900余艘，每到开捕繁忙期，浙江省内外万余艘渔船、8万余名渔民云集于浙北渔场，冲突时有发生。
舟山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海上纠纷、案件处理难度非常大，依靠群众化解海上纠纷是一条有效途径。
记者了解，舟山市不同层级的渔业管理部门，连续10余年组织渔船老大去宁波、温州、台州以及江苏、山东等沿海渔业县区开展联谊结对活动。“大家坐下来聊聊天、吃吃饭，交流一下感情。渔民兄弟都比较直爽重情义，面熟了，有事了也好商量。”船老大陈友说。
同时，舟山市普陀区还聘请了瑞安、象山、温岭等兄弟县区12名退休船老大担任“海上老娘舅”。
舟山市普陀区政法委副书记缪斌表示，跟渔民沟通既要讲原则，也要讲情义。“海上老娘舅”都是在当地渔民中有一定威信的人，全区成立了渔老大三级调解船协会，命名区、镇、村各级调解船687艘，命名海上“老娘舅”667名。通过他们的努力，近两年普陀区跨区海上纠纷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记者得知，目前在舟山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有40%左右来自湖南、河南、安徽等内陆地区。除了保障其海上作业安全，还需解决其岸上生活问题。
普陀山朱家尖莲花社区一带，聚居了大量外地渔民，比本村人口多了近300人，2013年曾发生过外地渔民聚集维权的群体性事件。
为了帮助外来人口解决劳资纠纷、工伤事故赔偿、子女就医上学等问题，莲花社区成立了外来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外地渔民代表参与中心工作。“本地人和外地人更好融合，做到和平相处，我们在这里也有了家的感觉。”湖南渔民瞿南平说。
“红帆”携“渔嫂”：为海陆保平安
“我们船上离合器异常，开不了了！”不久前，在海上作业的“浙岱渔04850”发出紧急求援信号，离它最近的“浙岱渔03422”在40多海里之外，而且自身存在主机冷却水温度偏高的问题，正准备返航避风和维修。
“我先赶过去。”经过5个多小时航行，“浙岱渔03422”船老大范波海赶至事发海域，拖带“浙岱渔04850”回港。
范波海是“瀛洲红帆”船老大，他不是第一次在海上救助船只了。
2017年，舟山岱山县衢山镇以部分渔业社区村为试点推行“瀛洲红帆”，“红帆”船只需在环境保护、矛盾调处、抢险救灾等方面履行义务，同时也享有部分渔业管理信任授权、各类船用设备优先保障权等优惠政策。
“瀛洲红帆”的船老大不少都是党员。“当自己的渔船挂上‘瀛洲红帆’标牌之后，不仅是亮出身份，更是责任和承诺。”“瀛洲红帆”船成员姚水军说。
截至目前，“瀛洲红帆”船已从最初20艘发展到40艘，开展抢险救灾8次，带领其他渔船开展抢险救灾67次，处理矛盾纠纷102件，组织安全生产自查累计65次，有力保障了海上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时，在陆上，则有“东海渔嫂”护家园，渔嫂禁毒宣传队、渔嫂文体队、渔嫂互助服务队等自治组织将渔嫂们拧成一股绳，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