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一战华工的历史性贡献（国际视野）

　　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菲利普·方汉勒米尔斯

　　一战华工的历史性贡献正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并在2019年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在20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巴黎纪念活动上，发生了值得关注的一幕：法国巴黎凯旋门前，一位华裔女孩站在众多世界领导人面前，用汉语朗读了一战亲历者顾杏卿的回忆录里的片段，让人们在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之时听到了代表中国的声音。声音在凯旋门前回荡。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在一战战场上的存在。

　　根据历史资料，顾杏卿是英国军队在中国招募的9万多名劳工之一，加入一战华工队伍时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当时的他认为那是踏出国门、换取美好未来的跳板。顾杏卿最初并无意将自己对战场上的观察、记录和回忆公之于众。直至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才决定将笔记整理出书，希望以华工在欧洲战场的经历勉励同样饱受战争蹂躏、遭受战争苦难的同胞。他相信即使面对看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维护国家的存续和利益。

　　巴黎和会并没有带来基于平等的和平。大多数一战华工战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一战华工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引起波澜。长期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的作用和牺牲被边缘化。

　　直到一战结束几十年后，通过欧洲和中国学者及当地人的共同努力，收集、恢复一战华工故事和史料，一战华工逐渐得到应有的关注。

　　比利时、法国边境附近的伊普尔小镇在纪念一战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战期间，伊普尔被三面包围，饱受战争磨难。战后重建的伊普尔镇在新城东门——梅宁门门墙上印刻了成千上万参加一战士兵的名字，华工的名字却被忽略。直到2010年5月28日，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在这里举行。来自中国的代表向公众宣读了30名失踪华工的名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开仪式上宣读一战中失踪华工的名字。

　　2017年，一战华工纪念活动在比利时波普林格举行。根据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记载，1917年11月15日，德军飞机对波普林格近郊布思本村附近的英军营地进行轰炸，致使13名山东籍华工丧生。为了永久纪念一战华工，波普林格市政府从布思本村购买了原英军驻扎的一块营地，建成一战华工纪念园。纪念园里立起一座华工纪念雕像，纪念雕像选址在华工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意在慰藉在此遇难的华工，铭记所有一战华工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战华工留下的书面记录不多，顾杏卿的《欧战工作回忆录》是其中之一。最近，西方公众已经能够读到另一位一战华工孙干的《华工记》。这名来自中国山东的农村教师回到中国后，以个人笔记的形式写下了他的一战经历。2017年，《华工记》首次被翻译成外语。

　　尽管一战华工的书面记录很少见，但他们留下的其他宝贵资料帮助我们还原了一战华工历史。一些华工返回中国后，仍然使用着他们从欧洲带回的工具；一些华工带回了欧洲的明信片；还有一些华工带回了在欧洲战场上服役时的衣物……这些小物件后来成为打开了解一战华工历史之门的宝贵钥匙。

　　10多年前，我们在欧洲国家的地图上看不出一战华工的存在，也没有他们来自中国什么地方的任何显示。但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比利时、法国、英国的地图上逐渐标志出一些点，标明一战华工涉足的地方，他们在路上看到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沿着他们的道路追索历史的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点开始连接，并将勾勒出数以万计一战华工个体走出的路线，这也是一条连接西方和中国、跨越几代人命运的路线。

　　在欧洲，1918年11月11日标志着一战结束，士兵可以返回他们的国家，当地居民逃离战后的废墟。但当时的一战华工仍然从事清理战场、埋葬死者和战后重建等工作。大多数华工在1919年仍然坚守了很多个月，有些人甚至到1920年春天才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最后一个华工安全地离开前战场时，战争才能算真正结束。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我们要记住华工们感人的付出。2019年，在欧洲这个曾经的战场上，我们将继续讲述一战华工的故事。

　　（作者为比利时西弗兰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比利时一战华工史专家，中文名为冯浩烈，本报记者车斌采访整理）

　　绵延一个世纪的记忆

　　张  岩

　　思绪回到2013年。为了拍摄一战华工纪录片《潜龙之殇：一战中的华工军团》，我和加拿大导演乔丹·帕特森及其团队沿着当时是学生出身的华工翻译顾杏卿的足迹，跨越三大洲，先后在中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等地寻找一战华工的墓地和他们的后裔，还原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集体记忆。

　　记忆一

　　中国山东是多数华工的家乡，仅由威海出发赴欧的华工大约就有4.4万名，约占当时英国招募华工总数的47%。这里流传着很多华工的故事。一位名叫考文之的华工刚刚结婚不久就应募赴欧。不幸的是，家里的妻子考刘氏并没能等到丈夫归来，等来的却是丈夫病逝欧洲的噩耗。顾杏卿在《欧战工作回忆录》中写道，华工“欲求生活而反丧失其生命，夫岂余辈初料所及哉”？据考文之的家人称，考文之死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金，甚至没有收到正式的死亡通知。他的妻子至终也未能见到丈夫的墓碑，更不必说与丈夫合葬。

　　记忆二

　　当年华工招募基地之一威海，如今已无任何遗迹。但站在华工出发的码头故址，遥望茫茫大海，仍不免让人思绪万千。《远东时报》的一篇文章曾记载了华工出发时的场景：在送别的路上，他们“要和朋友说说话，要买一包香烟，还要掏出一块钱给路边颤抖着的老父亲”。一经离别，悲情开始在不少华工中蔓延。正如华工樊明修所述：“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至死不能还家乡！”他们踏上的是一条充满未知和风险的道路，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一条不归路。

　　记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