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董强: 去产能 促消费 优化船舶产业结构

全国政协委员董强: 去产能 促消费 优化船舶产业结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工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船舶工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落实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任务,以期不断释放活力。船舶工业不仅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还要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适度扩大新业态消费模式的需求,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对于如何做到有效推进改革,全国政协委员董强表示,“一方面,船舶工业应重点加快化解造船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重构行业健康生态;另一方面,要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例如探索打造游艇消费新生活,以新的需求带动新的增长,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助推我国船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刻不容缓

船舶工业是为海洋运输、海洋开发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综合性和战略性产业。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船舶工业发展遭受严峻挑战,特别是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我国船舶工业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董强认为,当前,船舶工业面临市场持续低迷、转型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加快化解过剩产能的要求更加迫切。

“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是扭转船舶工业发展被动局面的根本之策,是提升我国船舶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之举,是优化国资配置、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然要求。”据董强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新船订造需求大幅萎缩,近10年新船订单量年均9500万载重吨,其中,2018年新船成交量仅为7600万载重吨,远低于全球1.5亿载重吨的年造船产能。尽管我国造船产能超过6000万载重吨,但产能利用率却不足60%;产能过剩导致船舶企业长期处于“接单难、交船难、盈利难”的困难局面,产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等造船强国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实施企业重组,推动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不断强化自身在创新、效率、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据了解,韩国三大船企——现代重工、大宇造船海洋和三星重工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比重超过90%,日本排名前10位的船企造船完工量全国占比也超过90%。此外,现代重工近日又与大宇造船海洋签署了收购协议,旨在进一步巩固其市场霸主地位。相比之下,我国排名前10位的船企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比重仅为76.8%,行业集中度明显低于日、韩两国。

船舶工业是我国国有资本布局的重点领域,国有船企的产能占比超过60%。“然而,部分国有船企存在业务重叠、资源分散和过度竞争等问题,不利于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将导致国有造船企业距离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越来越远。”董强认为,应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力量,在化解过剩产能和加快重组整合上下工夫。

首先,要加大对落后造船产能的淘汰力度。董强建议国家强化对造船产能的投资监管,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通过进一步严格实行“白名单”制度、提高环保标准要求等手段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快国内落后造船产能市场化出清速度,大力推进不具备竞争力的造修船企业关停并转。其次,加强国内造船产能的整合,通过整合和优化存量资产,集中技术、人才、设施等资源,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最后,出台实施相关支持配套政策。他建议仿照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的做法,通过提供相关资金补助、帮助企业安置闲置人员等方式,加快化解过剩造船产能。

发展游艇大众消费大势所趋

董强提出,发展游艇大众消费,是推进船舶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船舶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有利于拉动消费升级,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已经超越投资和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变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凸显。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消费对于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游艇大众消费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介的重点,李克强总理早在2016年便提出探索试点游艇租赁业务。

尽管发展游艇大众消费呼声较高,但受游艇管理改革进展缓慢、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因素制约,我国游艇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十分滞后,市场规模仍然较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从监管环节来看,游艇消费涉及海事、边防、航运、旅游等多个部门,而各部门监管职责界限还不明晰,缺乏集中高效的归口监管部门。从管理制度来看,我国现有关于游艇的管理制度陈旧,难以满足国内游艇消费蓬勃发展的需要。建造检验方面,我国相关管理规定未将游艇从客船中独立出来,检验机构对游艇的建造检验参照客船标准,并且各地还存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租赁管理方面,国内将游艇仅局限在自用领域,缺乏明确的游艇租赁管理规定,游艇租赁消费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相关企业以“会员体验”来规避监管。

不仅如此,国内的游艇登记使用手续繁琐,极大地限制了游艇的便捷使用。据统计,全国现有2万余艘游艇,但在国内进行海事登记的不到10%,绝大部分在我国香港或境外登记注册。同时,国内游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码头泊位运营不佳且数量少,新建游艇码头项目审批繁琐、周期长。“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我国游艇大众消费的发展。”董强补充说。

针对制约我国游艇消费发展的难题,董强提出:“希望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理顺管理职责权限,完善优化管理制度,加快培育我国游艇消费市场,带动‘强大国内市场’建设。”

目前,游艇消费领域监管涉及部门较多,各部门都可以管却又都无法管的“九龙治水”管理现象较为严重,董强认为相关部委、部门应携手合作,建立游艇管理部级协调机制,设立游艇管理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理顺游艇管理职责权限,切实发挥好信息共享、统筹协调和措施联动作用。此外,组建全国性质的游艇行业协会,授权协会开展公共服务,使其承担部分监督管理职责,优化资源配置,在分担政府部门监管压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促进游艇行业更加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