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爹赞许女婿，说他年轻那会儿，县委书记都下来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得跟泥腿子似的，一点官儿架子也没有，农民却没有不拥戴书记的。老蒋就跟自己做了县委书记一般，头点得像鸡啄米：“看看，扶贫说不定能把我扶成党的好干部呢！”

没多久，老蒋果然被评为了全市为数不多的“优秀第一书记”，由于脱贫的贫困户多，他所在的村顺利脱贫，虽然还有暂时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但每逢省、市各级检查组进村，提起老蒋，无人不竖大拇指，村里两委班子也对他心服口服。

不像我，每逢村民被问及驻村干部叫啥名，都有人说：“不知道”、“从来也没照过面”。村委会也有人跟领导评价：“要说跟村民水乳交融，她都不如她老爹。”

我也承认，这一点上我确实不太行，尤其是在养猪这件事的处理上。

初冬，除去半道养死的和不遵守协议偷偷转卖了猪崽儿的，剩余十五六户人家的小猪都成了大猪，最小的也二百斤往上。可谁也没想到，非洲猪瘟渐渐肆虐，邻近村里有个养殖场检疫出病毒后，方圆50里以内的猪全部被扑杀。

尽管有每头猪1000元的补偿，养猪户依然哭天嚎地，有说1000元根本够不上饲料钱的，有怨辛辛苦苦白流汗的，有计算出2000元的损失跟我要赔偿的，说出来的话和没说出来的潜台词都是——若不是驻村干部多事儿，谁能想起来养这玩意？

就连非贫困村民自愿养猪的，都怨我给贫困户发猪崽儿引起政府注意，不然一共十头八头的猪，藏都好藏，哪能招来这么多强制杀猪的警察？

几十头猪被杀后又焚烧深埋，养猪的哭哭喊喊，看热闹的幸灾乐祸。当汽油味和猪肉焦糊的气味相继飘起，个别人扒坑卖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灰飞烟灭，全部向我聚拢来发泄怨气：“这咋算，你说这咋算吧？”“你这纯粹是坑人啊！”

毒舌也向我走过来，没想到他一开口却是给我解围：“你们他妈的有没有良心？领猪崽儿时咋不说坑人呢？早些年养猪谁家个儿保个儿都活了？不管养到多大死也就死了，咋没人找谁算账呢？咋算？要算账，你们找老天爷算去！”

人散了，我向他道谢，他又连讽带嘲：“你说你好好的在医院工作多好，你这一下村儿，连非洲都给你颜色看。猪一埋，你的功劳苦劳不也都一块儿埋了？”

我无话可说。

我想不到的是，到了年底，党报上出现了一则通讯《她带着病残老爸下乡扶贫》，记者写：“她搀着老爸走在村里的身影，是扶贫路上最美的风景。”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优秀驻村干部”。比老蒋差一个档次，县级的。

但说实话，我很惭愧，我带着老爹来扶贫是为了尽孝，并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且我扶贫扶了一年，真的没什么成就。我优秀，是借了老爹的光儿。

跟老爹结对子的驻村干部小陈也跟我一同受奖。老爹“贫困”了一年，顺利脱贫。这一年他在村里过自在随心的日子，癌症没复发没转移，脑血管和心脏起搏器也没添乱，一次也没享受到贫困患者的政策红利。有几次小陈要给送东西，我怕他麻烦，都通知亲戚领走留用了。

而我所扶贫的村主动脱贫的只有一户，就是毒舌。

这一年，他久病的妻子驾鹤西去了，他说：“以后没有巨额医疗费，我的日子就没有窟窿，不用你们扶了。”说完，脸上又浮出一缕苦笑，“没有媳妇了，我的日子，真是出了天大的窟窿……”

毒舌第一次不那么毒地说话，让我心里酸酸地不是个滋味儿。

这扶贫攻坚的一年，也在一种不是个滋味儿的滋味儿中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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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