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湘：是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均GDP为3924美元，内地人均GDP为156美元（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而广东人均GDP只有150美元。如何帮助珠江三角洲提高人们的收入？这是我思考最多的问题。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结果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不在内地搞房地产投资，虽然那样做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帮助这个地区发展工业和旅游业，有了电力和高速公路网才能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我在珠江三角洲投资超过500多亿人民币修建基础设施，也是为了缩小内地与香港的收入差距。现在看到这个地区已经发展起来，我是最高兴的。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产品运往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这就是我当年最希望看到的景象。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动建设跨海大桥

       《21世纪》：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方式第一次向珠海介绍这一设想的？

       胡应湘：第一次提出这个设想是向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介绍的。1986年11月20日，我应邀访问珠海，向珠海市政府详细介绍了修建跨伶仃洋大桥的方案。珠海方面对这个方案非常重视，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我解答。之后，我们向港英政府提出建设方案，但是港英政府持反对意见。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之前的方针是将香港与内地隔绝，香港最好不要与内地有任何联系，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小心边界模糊论”。而我的理念是香港一定要和国内挂钩，所以是南辕北辙。内伶仃洋大桥的方案就被搁置了。

       《21世纪》：你在1986年提出了《西部港湾——大屿山重要发展计划》，这是集合香港几大财团的共识。香港自称自由市场经济，私人投资港英政府也不同意吗？

       胡应湘：当然不允许，因为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西部港湾—大屿山重要发展计划》包括四项内容（《西部港湾——大屿山重要发展计划》：第一，将大屿山以北的赤鱲角岛开拓成双跑道国际机场；第二，在大屿山北角、马湾等地移山填海，建造一个长条形的人工岛，修建大型集装箱码头，使青衣岛、九龙西部与这些新建码头之间海面成为一个新的“西部港湾”；第三，同时在大屿山北部、香港岛北部，以及喜灵洲、坪洲等离岛开发新的工业区及住宅区；第四，兴建几条跨海大桥或者隧道，使机场等新开发区分别与九龙、香港岛连接，并通过新的干线公路直通深圳，与正在策划中的广深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第一条就是建议将大屿山以北的赤鱲角岛开拓成双跑道国际机场；因为启德机场当时只有一条跑道，这将会制约未来的发展。飞机场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很重要，道理很浅显。但是港英政府为什么反对投资新机场呢？因为1986年大局已定，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香港航空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泰航空公司，当时这家航空公公司是苏格兰人控制，只有一个机场则垄断市场，如果新建一个有两条跑道的新机场，要维持龙头老大的地位必须要有新的投资，可是他们对1997年以后的前景持有怀疑，所以不愿意修建新机场。

       《21世纪》：香港回归后，你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缘由再次提出建桥方案？向谁提出？有什么样的回应？

       胡应湘：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先生当选特首。在1997年回归前的5月，我与董生交流，谈到增加土地增建房屋和修建“港珠澳大桥”等对香港及整个珠三角区的裨益。正因1997年在建中的新机场已有青马大桥的陆路接驳，所以便提出将1983年接驳香港屯门的原“内伶仃洋大桥”方案，改为东接位于大屿山的香港国际机场，西接澳门及珠海，称为“粤港澳大桥”，即现在的“港珠澳大桥”，这个提议即时得到了董先生的认同和积极正面的响应。

       《21世纪》：是否可以介绍董特首对建设大桥的意见？他的想法是什么？

       胡应湘：董特首上任后，刚巧碰到亚洲金融风暴（1997-1998），我理解，政府就此跨越三地的大型基建项目要暂缓考虑。直到2001年我再重提此项目，董特首立刻指派时任运输局吴荣奎局长研究我的这项提议。2001年5月我与吴局长一同开过会，但得到的回应是，根据之前政府的顾问研究报告，也有规划中的连接香港与珠三角西岸的大桥，但报告认为在2020年前没有建桥的必要，那时香港的港口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货柜码头。 但我抱着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断地推动，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底，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港时，他表示中央政府支持建设大桥项目，因此大桥建设获得国家明确的肯定。2003年1月8日，董特首的施政报告中提到:“珠江口以西地区，对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兴建连接香港与澳门和珠三角西部的大桥，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香港社会各界对兴建大桥，大致已达共识。但是，兴建这条大桥还必须得到广东省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共识。”2003年成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确认成立“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

       《21世纪》：2001年，董建华特首任命你担任香港港口及航运局主席。建设连接香港与珠海的大桥，当时你是如何考量香港与内地未来在航运中的竞争？此时，再次提出建设大桥的目的是出于稳固香港航运中心的地位吗？

       胡应湘：香港与广东省的航运发展，是一个立体维度的“海、陆、河、空”的协作关系。当年我已提议将香港的货柜码头西移至大屿山西北面。在1983年-1984年间，曾提议广东省内的货柜码头可设置在大桥的主航道两侧，透过连接香港与珠海的大桥，能充分利用粤、港、澳三地的基础设施，包括机场、港口、河运等，作为进出口的一条龙式便捷的通道。另外，2002年东盟十国和我国领导人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0+1），计划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着公路网日趋完善及广东省沿海高速公路和广西连接越南公路相继建成，可以配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长远发展，让东盟国家能以陆路与粤、港、澳三地直联系。

       《21世纪》：在香港方面关于大桥第二轮的酝酿中，据说有“反建派”，他们的理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