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宋氏的堂婶来了。堂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宋氏住的老房子里，陈春香对她讲了在乡政府的遭遇，最后说：“外婆，我不能陪你了，现在公安又要来了。”然后回到(老房子隔壁的)新房子里。随后，公安人员便来了。堂婶一直待在老房子里，不敢过去。
吕云称，那天去找陈春香，是因为前一晚被害人家属举报李锦莲回家跟老婆见了面。当时去了五个公安人员，想叫她去村委会问话，“没有动她”，大约过了半小时，她在家门口倒下，几分钟后口吐白沫，还没送去抢救就咽气了。
宋氏的公安笔录显示，当时她站在老房子厅门前，看见几个人在拉儿媳陈春香往外走，陈不愿去，被拉了几下，就躺在地上了。她走过去想拉陈起来，拉不动，叫堂婶帮忙把陈抬到房中，不一会陈就死了。宋氏在笔录中描述陈临死前“脸色不好”，但她没有提到“口吐白沫”等症状。
第一时间赶过去的郭兰香说，陈春香没有口吐白沫，“就像睡着一样”，她也没有闻到农药味。
11月1日，公安给陈春香做了尸检，后来李春兰多次问公安人员、公安局长，都没要到尸检报告。但不知为何，“陈春香喝农药自杀”的消息在当天就散开了。
李春兰不相信母亲会自杀，“我妈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很能吃亏，很能忍耐。她很爱我们这个家，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郭兰香也不认同自杀的说法。
李春兰认为除了三兄弟，公安对母亲的死也有责任，那段时间刑警一直住在村里，却没有对三兄弟的“私刑”加以约束。
吕云称他们对此并不知情，只听被害人家属说过“我们天天晚上都安排了人守她家”，陈春香死的那天早上，曾说过“他们(三兄弟)要打死我”。
上次见面后过了几天，李锦莲再次趁夜回家，他说透过窗户看到妻子躺在地上，身体被白布盖住了，只露出一只手，便知道妻子死了。他一下晕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回忆，不知过了多久，自己醒来以后，一边流泪，一边往山上走，整个人失魂落魄，走路都没力气，之后每天在山上哭，睡不了觉，也没有去找红薯吃了。出殡那天，他跑到后山上，听着下面敲锣打鼓，哭得肝肠寸断。
7月20日，李锦莲为妻子上坟时痛哭。
李锦莲说，那时他一度绝望到想死。又想到如果自己死了，更没有人能洗脱他的嫌疑了。他要活着说清楚。
漫漫申诉
“我妈走的时候，就比我现在大一岁。”李春兰红着眼说。她今年44岁，未婚。
李春兰是村里第一个读完高中的女孩，为了考大学复读了两年。亲戚们劝李锦莲不要让她读书了，考上大学也是要嫁人的。但李锦莲不愿孩子跟他一样，“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读书，没钱我想办法。”
复读第二年，考的学校还是不理想。刚好一个堂舅从厦门回来，让李春兰跟他去厦门打工，说那边刚开放，好挣钱。家里不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但父母会很辛苦，李春兰决定先出去打工，挣够学费再回来考大学。
1997年夏天，她进了厦门一家需高中学历的布厂，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很高，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她计划干两年，就能挣够学费了；哪怕继续在厂里干，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她的很多工友后来都自己开厂了。
1998年11月3日，李春兰接到叔叔去县城打来的电话，听闻两个噩耗，立马丢下工作直奔车站。4日上午到家，远远看见小弟，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披麻戴孝站在家门口，懵懂无措的样子，那是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画面。母亲躺在棺材里，衣服已换了，仍渗染了血。而年幼的小弟不懂什么叫“死了”，还跟她撒娇要吃的。
她原本也是个会跟父母撒娇的孩子，从小家里家外什么事都不用她管，父母一心让她读书，衣服也是母亲帮她洗。但突然之间，发生了两个这么大的变故，那段时间，她感觉天就像塌了。
母亲下葬当晚，李春兰到山上找父亲，四处喊他。李锦莲听到女儿的声音，从高处走下来，他的解放鞋磨烂了，脚底被尖树杈刺伤，拄着棍子一瘸一拐，浑身又脏又湿。他一看见女儿就哭，半天说不出话来，“很委屈很委屈的表情，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
在李春兰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她面前哭。往后每年到了十月份，她都忍不住想，那二十多天父亲在山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李春兰望着母亲的遗像喃喃自语，最终掩面哭泣。
二十出头的李春兰什么都不懂，东碰西碰，律师还是表哥帮她找的。朱中道接下这个案子后，第一时间邀请了老同学章一鹏共同代理。
1997年，章一鹏从公诉处处长任上退休，李锦莲案的公诉机关正是他此前供职的吉安地区检察院。
两位老律师在村里调查了几天，写成书面意见，交给市里县里几个相关部门，希望能引起重视，查清此案。
1999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5月23日，省高院二审驳回李锦莲上诉，维持原判。
从上诉到二审，中间过了10个月，不过总算是有答复。而申诉没有期限。李春兰不知道，那会是如此漫长的一条路。
2000年8月初，李春兰带着小弟去北京申诉，住在地下招待所一个月，凡是她所知里有可能会管父亲案子的地方，都去了。弟弟天天跟着她跑，跑到两脚起泡，累了会闹脾气，李春兰就哄他，歇一下，再继续走。
有次距离目的地只有一站，她为了省一块钱走路过去，但没想到北京的一个站那么远，她顶着烈日感觉走了很久很久，好像一直走不到头。这样的感觉，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时常会浮现于她疲惫不堪的心上。
二审之后，家里的积蓄和借来的钱基本花光了，她开始到南昌打工，方便探监和到省高院申诉。每攒一点钱就到北京申诉，这些年去了多少次已记不清了。大多时候得到的回应最多是让她把材料放下，她心里也会好受一点，有的地方连材料都交不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