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莲望着弟弟的房子感慨,如果没入狱,现在的自己肯定跟他们一样,拥有漂亮的房子,过着无忧的生活。
“他现在也没有朋友,这么大年纪了,重新建立一个朋友群很难。我也希望给我爸找个老伴,有个人说话心情会好一点,主要得从阴影里走出来。”李春兰说。
6月1日,从法庭无罪释放后,李锦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扔掉那件印着“4317”编号的囚服。只是心里的“囚服”,他还扔不掉。
刚出来那阵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在狱中瘦了30斤,落下了肠胃炎和胆囊炎,吃得稍好一些就拉肚子。晚上好不容易睡着了,也很快会醒来。
他心里还有太多事放不下。住房,赔偿,妻子的死因,三个孩子的未来,还有送他入狱的那些人的道歉。
目前,李锦莲与省高院关于赔偿金额协商了三次,尚未达成一致。
申请的4140万元国家赔偿中,其中2000万的精神损失费是李锦莲提的。他认为他所失去的,“两个亿”也无法弥补。
恰恰是那些无法弥补的最折磨他。
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妻子的死耿耿于怀。
他的母亲,事发时七十多岁,正是要尽孝的时候。2002年,老母亲驼着背到南昌监狱看他,桌上摆着饭菜,谁都没吃,哭了两个小时。那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母亲去世,李锦莲儿女们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出狱那天,他才得知母亲已去世多年,跪在坟前,哭得喘不过气。
李锦莲在母亲坟前哭诉。
大儿子结婚他不知道,本该由他操办,却“一点忙没帮上”,没摆酒,也没给彩礼。儿媳娘家至今不知道他家的情况。大儿子曾带妻子和孩子来看他,当时孙子一两岁,隔着玻璃打电话说:“爷爷爷爷,快回来,带我去北京。”他嘴上应着“好好”,心里却更苦涩。孙子现在五六岁了,没见过第二面。
他最担心的是小儿子李华,七岁没爹没娘,像孤儿一样长大,一个本来聪明调皮的孩子,变得内向封闭,沉默寡言。案发后李华曾被带去乡政府问话两天,后来李春兰不在家,也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怕得躲在河边草丛中,天黑了才敢回家。
女儿更不必说,为了他放弃前程,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至今还单身一人。“我就希望这个女儿,下辈子不要再做我女儿了。”
出狱后的李锦莲仍无法摆脱痛苦。
李春兰说,小弟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她一个人去开的,坐在教室里,她是最年轻的家长。
她很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四十多了,生育风险大,还不一定能怀上。这些年她不曾好好对待过自己的身体,体重从没超过100斤。
她害怕与同龄人来往,怕徒增伤心。7月下旬,她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这是她二十年来第二次参加同学聚会,第一次也是在改判后。在饭桌上,大伙儿互相敬酒、七嘴八舌的时候,李春兰都是全场最安静的人,或低头吃菜,或默默看着,偶尔露出的笑容也显得拘谨。
同学夸她以前优秀又漂亮,是“校花”,她听了更加难过。出事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没有心思打扮自己,现在还在穿当年的校服和厂服。因常年在外跑,怕热怕晒,她买了三件长袖的白衬衫,轮着穿,配黑色长裤,被人说没有女人味。
她不会用微信,不懂智能手机,一直用老式机,很多字打不出来。因为手汗多,她习惯用透明塑料袋把手机包起来,放进另一个装材料、换洗衣服等随身物品的塑料袋里。她没买过包,走到哪儿都抱着那个塑料袋。
李春兰在夏天的常规打扮,以及那个一直被她抱在手里的塑料袋。
她目前没有工作,仍需借钱度日。她希望尽早结束所有的事情,也许她就能放下包袱,认真生活。为自己而活。
她时常想起,当年去厦门打工时,把高中书本也带了过去,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曾经每一刻都在朝着大学梦、朝着更好的人生努力。